（二）官方语言与地方语言先后入宪 在长期有力的推行之下，法语不仅在法国国内成为事实上的通用语言，而且成为法语国家的共同纽带和具有重要影响的国际性语言，因此，法国现行1958年宪法在制定时并未规定法语的地位。
[20]参见施莱希/科里奥特：《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54页。[75]但这与合宪性审查不同，不宜混淆。
参见韩大元：《〈宪法解释程序法〉的意义、思路与框架》，载《浙江社会科学》2009年第9期，第15页。与邻国同行类似，意大利宪法法院也拥有多样化的争议解决权限，其中包括对于法规范合宪性的审查权（意大利1948宪法第134条）。这并非夸大其词，而是当前依稀可见的理论景象。[68]在一国两制这个更为特殊的法律秩序中，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地位和属性又有不同。但是，若宪法规范确实呈现了明显的关联性，一旦进一步意识到了宪法与低位阶规范之间的冲突，法院能做些什么呢？或者说，法院所遭遇的禁锢是什么？ 对此可以分两个方面来进行探讨。
能够运用宪法原则与精神辅助说理并完成合宪性解释的法官，同样有可能基于类似的思维过程，形成一份论辩得当的违宪判断理由书。本文认为，在具体审查方面，全国人大常委会并没有遭遇任何源于机构属性的、不可逾越的障碍。[57] （二）法律制度的完善：重点制度的顶层设计 三孩政策的实现涉及医疗、教育、就业和社会保障等诸多领域，对国家法律的制定和政策的设计提出了更高更具体更科学的要求，才能为兼顾鼓励生育和保障女性权利提供制度保障和政策保障。
因此，生育权关系着个体的基本生存和发展，其背后是人的尊严与自治。尤其是曾经提倡晚婚晚育而如今又推行三孩政策，导致很多女性在生二胎或者三胎的时候已达35岁甚至以上的高龄。[42] （二）女性权利的多重特点 1.女性所享有的权利具有复合性 学者有言，现代宪法规定了两种人的形象，首先是普遍的、平等的、自由的人，其次是处于弱势而需要帮助的人。[53] 参见邓静秋：《家庭教育促进法的宪法逻辑》，载《苏州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67页。
此外，根据传统社会权理论，社会弱者或弱势群体是社会权的最主要享有者，因为弱者仅凭自己的能力和努力难以生存和发展，只能诉诸社会强者的帮助。一方面，要尊重人的主体性和人格尊严，保障每一个人能自由选择和决定自己的行为和生活方式。
廉希圣、王雁飞编著：《宪法概要》，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48页。因此，女性权利并非仅限定于法教义学上的某项具体权利，而是表征该主体基于其身份享有的多种权利所构成的权利束。四、三孩政策背景下女性权利保护的国家义务 对权利体系的研究，不能止步于其构成和内容证成，还应该按照权利类型或者性质进行相应的保障机制建构。相关统计数据显示，法定产假在农村地区的覆盖面不超过20％。
3.工作权：突破职场的隐形歧视 多数人生存资源的获得与生活质量的提升都与工作密不可分。张庆福、皮纯协：《我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0页。[26] 参见注[11]，第125页。[12] 李芬：《工作母亲的职业新困境及其化解——以单独二孩政策为背景》，载《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4期，第12页。
狭义的保护义务主要指公民免受来自第三方侵害的义务。这种性别差异绝不是歧视女性的理由，而是对女性权利予以特殊保护的根据所在。
[47] 参见[英]G. D.詹姆斯：《法律原理》，关贵森等译，中国金融出版社1990年版，第87-88页。女性是作为独立的权利主体而非男性的身份依附才获得相应的地位和待遇。
[35] 本·索尔、戴维·金利、杰奎琳·莫布雷：《〈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评注、案例与资料》（上），孙世彦译，法律出版社2019年版，第231页。但该政策的实施使作为生育主体的育龄女性面临严重的工作家庭冲突。高龄产妇将会面临更多生育风险，如自发性流产、妊娠期高血压、染色体畸变等。生育带来血脉延续的精神利益，为人父母的重要方面是见证一个承载自己遗传特征的生命体诞生、成长、发展，并在其生长过程中看到自己[23]，这是父母身份中最有意义的内容之一。女性可能因为生育而错过职业升迁的机会，也可能因为追求职业发展而失去再生育的可能。《消歧公约》第11条明确保护女性工作权，要求各缔约国消除在就业方面对女性的歧视，保证女性享有相同的就业机会，享受自由选择职业、晋升、福利、接受培训的权利，享有健康和安全保障，禁止基于婚姻状况、怀孕和生育的歧视。
人口再生产活动对于人类延续和社会福祉具有重大意义。父权制通过一整套话语体系让两性的分工结构固化，通过规范母职给女性设置了重重标准。
母亲受国家保护关注的不仅仅是具有母亲这一特定身份女性的生育、抚养行为，还有所有女性基于其固有的人的尊严所应当享有的权利内容。[56] 参见王丽萍：《社会性别视角中的法治文化》，载《政法论丛》2015年第3期，第44页。
国际人权公约对女性的生育健康，预防、治疗和控制疾病、享受卫生设施、货物或者服务等方面给予了重点关注。我国宪法第49条明确规定了母亲受国家保护，应该将男女平等的宪法原则纳入对该条款的理解中，充分尊重女性的主体性和平等权利，肯定生育抚养行为的社会价值。
而现实中，母亲往往成为对所有女性的社会性别期待，女性也往往被动接受母职角色安排。女性主体意识反映在生育中，则主要涉及女性生育的自主性，是女性对于是否成为母亲的决定权，包括女性可以自主决定生育与否、生育的时间以及生育的数量等。在基本的权利义务关系结构之外，完善组织系统，包括设立有助于保障女性权利的政府部门和公共卫生机构，提供相应的基础设施以及专业人员，强化机构之间的职能协同，为国家义务的落实提供担保性和辅助性制度。女性的最佳生育年龄也是其职业发展的关键时期。
扶老携幼曾是家庭的任务，依靠的是家庭的自助功能和家庭成员之间的代际互惠。因此，建构一套更具包容性、更符合时代特征、更能回应女性现实需求的法律制度和政策体系尤为必要，可为三孩政策背景下的女性提供更全面的权利保障。
其三，女性劳动参与率不断提高，但其生理特征以及照顾儿童、老人等家庭传统分工使她们在就业市场上遭遇不利对待，比如怀孕求职被拒、拒绝女性请假、升职空间缩减甚至被解雇等母职惩罚现象大量存在。[38] 参见杨菊华：《单独两孩政策对女性就业的潜在影响及应对思考》，载《妇女研究论丛》2014年第4期，第50页。
人的解放来自于身份的解放，对人的保护源于对其人格的保护。后者被赋予新的醒目的地位，强调社会福利，是现代福利国家的理论与实践在宪法文本中的体现，二者共同构成了现代宪法文本中复合型的人的形象。
[46] 参见付翠英：《〈民法典〉对身份权的确认和保护》，载《内蒙古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第89页。（四）重点群体的关注：强化对农村地区母亲、单身母亲等群体的特别关照 受长期以来城乡分割二元体制和社会性别观念的影响，女性权益保护中存在城乡不平等、体制内外不平等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女性因为婚育行为而遭受就业性别歧视的个案救济。[31]二是因为产后抑郁或者哺育婴幼儿导致的心理问题。
当代社会，女性逐步走出家庭参与公共生活。在三孩政策实施的背景下，我国女性面临着生养抚育和职场工作的双重压力。
[6]而在现实中，强势与弱势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并没有严格的界定标准，如何进行区分也存在较大的分歧。[59] 参见范红霞：《推动性别平等与妇女发展的政府主体责任评析》，载《人权》2019年第3期，第117页。
在该表述中，母亲与婚姻家庭儿童处于并列状态。不得从法律角度格式化处理男女两性分工模式，进而放任家庭内部不平等的权力关系而实行不平等分工和义务分配，限制女性争取时间和发展必需技能以参与更广泛的公共决策。
